禁止警方逼供，口供只能是证据之一
中国访问学者章莹颖失踪案引发全球华人热议，随着章案庭审开始，华人也看到美国司法体系的不同──强调证据、遵守程序，但担心嫌疑人克里斯滕森（Brendt Christensen）是否有“机会”脱罪？
习惯了中国公权力机构的强硬做派，很多华人不解美国的司法体制。要解答这个问题，必须先了解美国刑事司法体系设计的背景。
“米兰达警告”，无需自证其罪、禁止严刑逼供，这些程序是否会影响美国警察破案、法官审判的速度？从客观上讲，当然会影响。
章案的辩方律师已经表示此案预计要一年左右才能审完，那为何美国不采取类似中国的快速结案方式？美国司法如何在效率与公平间寻求平衡？
刑事司法体系是基于公权力，由国家机器进行的针对公民的暴力。对大部分的普通公民来说，对刑事审判结果的信服，取决于对刑事程序是否正当（公平）的信服。
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，美国的刑事司法理念开始由“给人威慑”到“让人信服”转变。如何做到让人信服？只有强调程序正义。程序贯穿整个过程，从抓捕嫌疑人、指控、起诉到判决，法律条文都有严格的规定。
美国司法独立远胜于一切，最重要的就是程序正义。“检控官和警察属于国家机器，如果倾国家力量来对付一个被告，被告手上什么都没有，那么这时要给一个相对的程序上的公正性，让你至少取得某种程序上的保障。否则这个宪法就成为一纸空文。”
在抓捕嫌疑人的过程中，美国非常强调证据，而口供只是其中的一种。“在美国如果要起诉一个人，证据必须要达到一个无可争议（质疑）的程度。”
这次章案中嫌犯驾驶的黑色土星车在当地一共有18辆，理论上每个车主都有1/18的概率是嫌疑人。“所以在最初发现有18辆车都符合嫌疑的时候，只能对这18个人进行监听。然后确定车辆跟目前获得的证据吻合，再申请法院许可、搜索以及监听令，才能确定重要嫌疑人。”
不仅联邦，各州也有对警方取证的法律规定，对证据取得以及排除做出细节性的解读。比如：第五修正案明确提出“无需自证其罪”和“米兰达警告”（即你有权保持沉默）。简单地说，在美国不会因为“警察说你是坏人”，你就自动负担起了“证明我不是坏人”的责任。
到了陪审团环节，要证明一个人有罪，需要经过所有陪审员的统一意见，且必须是排除所有的合理疑点（Reasonable Doubt）。换句话说，陪审员需要负责任地质疑检方提供的证据是否真的证明嫌疑人犯罪，且罪行程度是否与检方所说的相符。
用一句话概括，美司法体系的设立原则是“宁愿有罪的人被释放，也不可以有无罪的人被定罪”，这一原则贯穿整个司法程序。
最明确的一条就是美国法律规定警察不许通过刑讯逼供、诱供的方式，“强迫”嫌疑人通过口供的形式认罪。美国司法体系的程序正义给公权力带上了种种的紧箍咒。
“警方会对重大犯罪嫌疑人被抓捕后的24小时进行突击预审。”执业多年的叶宁表示，美国也重视口供。“如果几个人参与一个犯罪活动，控方可以选择一个突破点，与辩方进行交易，得到污点证人。污点证人的证词在审判过程中可以具有非常大的杀伤力。”
“但从过去的案例来看，有无辜之人承受不住压力而招供，也有有罪之人做伪证，误导警察的侦查方向。所以美国重证据，刑侦机关靠自己的努力去寻找证据，而不应该依赖讯问和证词（重口供）而破案。”
为了保证刑事被告的程序正义，美宪法设置了诸多限制性的要求。比如在突击预审阶段，警方要宣读宪法第五修正案（“米兰达宣告”，Miranda Warning），它规定当事人有权保持沉默，否则你所说的都能成为呈堂证供。同时，刑事嫌疑人不用自证有罪，第六修正案还规定了嫌疑人要获得律师的帮助。
这些对警察、检方审讯手段的明确要求，有力限制了警察公权力的行使，从而保障犯罪嫌疑人既有的宪法权利。这也是中美司法区别比较大，令华人不解的地方。
因为“口供乃证据之王”的观念应该避免，即先把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拿下，让其交代作案的时间、地点、方式等，再对照口供搜集其它的证据，如能佐证，就万事大吉。”“逼供是取证过程中最忌讳的事情，是造成冤假错案的原因”。换句话说，美警方要撬开嫌犯的嘴巴来逼供是绝对不行的。
约束公权力，非法证据不得采用
在美国，警方搜证还存在一种“毒树毒果”理论——如果取证程序有误，那么所取的证据不能被采用。
这里不得不提辩护律师的作用。因为被告无需自证有罪，在庭审中被告的辩护律师有义务审查、质证每一桩检方展示的证据。
换句话说，如果美国警方真的对嫌犯克里斯滕森进行行刑逼供，获得部分有利的证词，这些证词在法庭上都会被辩护律师驳回，因为不可信、不算数。
从电视上也可能看到，警察审讯时嫌疑人可以要求打电话找辩护律师到场。根据“米兰达宣告”，如果你想聘请律师但负担不起，法庭将为你指定一位律师。
这种司法制度设计的好处是在程序上给予被告支持，但它的另一面的缺陷则是庭审冗长和损失效率。
如果检方搜集的证据被定为有误，不得作为呈堂证据，在一定程度上是会降低执法效率，拖延庭审过程，但如果没有这些规定保护被告，“那执法人员的权力大得很。如果调动全国的力量来对付一个嫌犯，可能会给破案、起诉、公诉、审查以及定罪提供效率上的支持，但这样有可能会制造冤假错案”。
美国的正当法律程序不是太多，还需再加强才是。“即使在目前的正当法律程序下，仍有冤假错案发生，因为政府的公权力太过强大，许多（不当）证据可通过。”
嫌犯有可能钻法律空子脱罪吗？
有人担心章案的被告克里斯滕森现在提出无罪辩护，有可能逃脱法律的制裁吗？根据最新的案件进展，7月20日，克里斯滕森在伊利诺伊州香槟县联邦法院被正式提诉，在法庭上他表示不认罪。
检方指控了“绑架罪”一项罪名，按照法律，罪成最高可判无期；如果随后发现受害者死亡的新线索，还可以追加“谋杀罪”指控，罪成最高可判死刑。
且谋杀指控没有时效性，不管案件过去多长时间，只要检方有超出合理怀疑范围的证据，怀疑被告绑架且杀害了受章莹颖，只要证据确凿就可以对其提告。
有人问，如果警方取证程序有误，嫌犯会不会钻空子逃脱法律的制裁？
从客观上讲，如果检方现在掌握的证据不算全盘大胜，辩方自然有辩解和质证的余地，比如被告表示其它所有的都是推测，而被告没有索要赎金、被监听到的对话也并无强有力的佐证（Corroborating Evidence），被告也存在脱罪的可能，只是概率大小的问题。
不过庭审才刚刚开始，而警方也可能随时掌握和增加新的有力证据，现在担忧和预测结果还为时过早。
而回到司法效率这个话题，快慢与公平之间是需要平衡的。注重程序正义、强调刑事程序中的个人权利（公平）难免对审判定罪、惩罚犯罪的速度有影响。但如果一昧追逐结案率而忽视程序正义，那不吝于因小失大，反而造成冤假错案和上诉率上升，甚至影响民众对整个司法公正性的认同。
美国的法律并不完美，但万事并不是非黑即白。章莹颖作为一个个案，在美遭遇不幸，案情进展需要众人关注，但同时大家也要多加理性思考，中美法律不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