曾经，“读书改变命运”“知识就是力量”是社会上流行的口号。教育是中国亿万家庭，特别是贫困家庭子弟的一剂强心针。

如今，“一毕业就失业””“学好数理化，不如有个好爸爸”等口号却戏谑地调侃了教育，这个曾是渴望向上流动的人们赖以改变命运的独木桥。

可许多现实因素出现了——

第一，“教育改变命运”的口号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已然变味。整个社会教育的起点已经提高，即使付出很大成本，得到的也只不过是最基础与必需的教育。受教育已不是提高个人档次的问题，而是维持最低生活所必需的问题。   

第二，教育不再是让一个家庭脱贫致富的好事。对于许多家庭而言，大学学费无异于天文数字。一个人考上大学，一个家族都会被拖入贫困的泥潭。加之如今就业压力不断增加，城市生活成本日益趋高，即使大学毕业，对家庭的回报也没有保障。

第三，欠缺高等教育，同样可以获得高的社会地位。许多名人并未受过高层次的教育，但有着可观的金钱和较高的地位。再加上所谓的“土豪”、富二代、官二代的不断涌现，使得“读书无用论”有了生存的土壤。

种种现象似乎表明，教育促进社会成员的升迁性社会流动的功能减弱了，“教育改变命运”的口号不再像过去那么令人信服了。而中国的不同阶层，对待教育的态度也有了截然不同的差别。

一位在外地打工的家长说：“读个初中就行了，读多了也没用！”“以前村里人说我目光短浅，现在却反过来找我，让我儿子帮他们孩子找工作。念大学还不是为了找一份好工作。可是现在，机会多的是，不是非要上大学。”

中科院社会学博士后的调查发现，越贫穷越认同“读书无用”：村庄贫困层认同度62.32%、农村中间层37.24%；年收入1万元以下的村庄贫困层认为读书无用的比例最高。 

由此可见，认为“读书无用论”再次泛滥的结论并不正确。中高层从未说过读书无用，这只是底层人民的“狂欢”。

且不提一线城市天价却依旧供不应求的名校学区房，根据今年七月的一则新闻报道，一位80后上海妈妈为今年9月即将上小学一年级的孩子列了个学期清单，暑假开销加课外学习的开销达到32万元。除了各种学习用品、家居用品和夏令营以外，总计20个课外兴趣班。

中产阶级对教育的焦虑，从中国不断涨价的学区房价和愈发火热的补习班便可一窥全貌。

而一条新的道路越来越成为新中产阶级的家庭标配，那就是读私立学校和出国读书。2018年杭州比较优质的私立学校光是学费平均就在10万元/学年，学费并不亚于出国读书的学费。

孩子的教育问题集中反映了中产阶级的焦虑情绪。中产阶级的孩子，也许是学业压力最大的一个群体，这源于他们父母内心深处巨大的不安全感：毕竟，与社会上层相比，他们的孩子输不起。

相比在国内接受教育、参加高考，富豪们更喜欢让自己的孩子接受国际教育，出国留学。

胡润研究院的《海外教育特别报告》显示，80%的中国富豪计划将子女送到国外接受教育，这一比例全球最高。

中国教育部发布统计数据称，从1978年至2015年年底，我国的累计出国留学人数为404.21万，年均增长率为19.06%。也正是在海外教育需求的推动下，越来越多的高净值人士增加了海外投资的比例并考虑移民。

据胡润研究院的调查显示，子女教育是他们海外投资的第二大原因，占比19.4%；而让子女接受国际教育是中国高净值人士想移民的最主要原因，占比21%。

根据中国高净值人群出国需求与趋势白皮书显示，子女海外教育低龄化趋势明显，六成以上人群选择高中及以下学龄阶段送子女出国接受教育，也有超过一半选择大学阶段。

调查结果现实，高净值人群送子女去海外接受教育最主要是为了寻找优质教育资源，期望通过海外教育模式培养子女独立思考、沟通、创造力及领导力等各方面能力。这样即便日后回国发展，相信也有助于创立自己的一番事业。

研究发现，文化水平高的父母，因其教育价值观念而对子女有较高的价值期望。一般说来，高社会阶层的家庭，其父母一般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，能够对其子女接受教育的边际收益率即回收率有较为客观的认识。

而低社会阶层家庭的父母往往受教育程度较低，在其子女接受教育时，往往要考虑其消费成本及机会成本，且往往容易对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前景估计不甚乐观。

底层人民最需要的是扭转“读书无用”的错误观点，让孩子重返校园接受教育，从孩子这一代彻底根除“读书无用”的思想。除了拼尽全力去闯“高考”这一难关，他们别无选择！

中产阶级虽然在孩子教育方面，无论心血还是金钱都投入巨大，但依旧对孩子前途惴惴不安。其实，在教育投入方面，他们只是努力错了方向，出国留学并不是富人专属，投资移民或许是中产阶级的教育跳板。

成为加拿大永久居民，孩子在18岁之前可以免费享受公立教育。以大学为例，国际留学生的学费用一年约在20-30万之间，四年下来就是100万-120万人民币，留学生的学费能达到本地学生的2-8倍，多年下来，能为中产家庭节省不少钱。

与其在国内倾尽所有，委曲求全，不如移民加拿大，给孩子最好的教育！